现代化方案不是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对应物，现代化方案是对于萌生于中世纪的——可以说资本主义——新事物的试验性方案，甚至于说“方案”并不确切，因为，“方案”有一种前瞻性、预见性、计划性的因素在其中，而实际上，所谓的“资本主义”无非是自发秩序的产物，它的土壤依然是封建主义这一基础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并不存在对“资本主义”的预见和设计，只是在诸多局部形成的各种自发秩序的经验形态。

所谓的“现代化方案”，是对这些局部经验的总结，其性质类似于普通法对诸习惯法的总结。其实，“总结”就意味着不存在“方案”，或者说，只有在总结之后，才有可能出现方案。但是，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方案并非是对中世纪封建秩序的对应性替代（或者说“整全性”替代），因为这一方案仅仅是针对那些“新”秩序的经验。

下面的事情就非常有趣了，就像一个案件：现代化方案是如何替代封建秩序的？

封建秩序的整全性，仅从经验上看，它为社会提供了一套从生到死，从物质到精神的经验秩序，也可以认为是对“人”的全方位“关照”。这种整全性秩序，我仅仅强调其中的一点就是：在这种秩序下，人们可以形成一种稳定预期。可以说，这种稳定预期，是自发秩序的最大优势。它保证了秩序的稳定性，在这一秩序中，人们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有着稳定的联系，甚至是因果性联系；人们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，而这是通过经验和传统来确立和保证的。这并不是说在封建秩序下人们比现代人生活的幸福，而是说人们清楚自己是谁，可以要求什么，以及如何实现。人们可能恐惧于末日的审判，但是，不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焦虑，因为，过去和未来在秩序上是一体的。

现代化打开了一道通往新世界的门，它也的确动摇了封建秩序的基础——虽然，不像左派所想的那样完全颠覆了封建秩序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，“人”自由了。自由在这里的意思是，人对自己负责，人必须担负起对自我的“关照”，而这个任务曾经是由教会以及教会提供的秩序来完成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自由就有两面性。积极的一面是，人失去了束缚；消极的一面是，人失去了保护。其实两者是一回事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普遍的启蒙主义强调的是自由的积极一面，并围绕这一积极面相展开其理论营造。随着封建秩序的解体，除了在社会层面宗教组织还发挥着不同程度上的凝聚作用外——这与宗教组织在某一地区所留下的传统深浅有关，现代化方案完成了对封建秩序的替代。

可以说，在现代化的入口，新秩序与旧秩序是一种竞争关系，而赛程过半的时候，旧秩序已经不复存在。如果说，人们在比赛之前，还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，那么，竞争一旦开始，没有人能回到曾经的旧秩序了。这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，人们告别了一种整全性秩序，而不得不面对他难以预料，也可能无力抵抗的未来。

也可以认为，所谓现代化的弊端，就是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像旧秩序那样的整全性方案，虽然，在他不断形成自身秩序的过程中，它也在尽量使自身成为一种整全性的秩序——这是一个时间的积累；但是，两三百年顶多四五百年的时间，还不能说明，现代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整全性秩序。

如果我们认为欧美是现代化秩序的代表，那么，它们的现代化之所以有着“完成”的姿态，也无非是对曾经的社会层面上的吸纳与整合。换句话说，曾经的宗教组织在发挥社会凝聚作用的功能上，是否得到完好的保留，在上层建筑和社会基层的互动中，保持尽量大的份额。于是，可以看到，美国比欧洲的社会基层有着更多活力。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，现代化秩序也并非全面胜利，可以认为它在现代政治制度上，在上层建筑方面的确胜利了；但是，在社会基层方面，宗教组织所形成的节点状组织仍旧发挥着旧秩序的作用，它在关照人的精神，更重要的是，在社会层面将人以及社区凝聚起来。

也许，这就是目前为止现代化秩序的最好形态，它需要承认自身不足以提供一个整全性方案，并在最大程度上与宗教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社会形成一种互补关系。至于现代化的未来，除非物质手段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的精神需求，否则，那里必然还会有宗教的一席之地。

2019.6.19